肖祥生，男，江西赣州人，硕士，讲师，研究方向：高校思想政治教育

摘要：数智技术已深度嵌入大学生日常，其精神生活正被结构性改写。本文借助马克思异化理论搭建分析框架，考察数智时代大学生精神生活异化的四重表现：认知上由主动求索退化为碎片感知，情感上由具身共情滑向数字疏离，交往上由意义共建走向圈层割裂，价值上由自觉建构沦为算法依附。异化的产生，是技术逻辑、资本逻辑、主体逻辑与结构逻辑交错作用的结果：算法以“温柔控制”重塑认知习惯，注意力经济把精神体验商品化，“数字原住民”的技术惯习削弱批判自觉，数字化生存的加速与碎片化消解了深度反思的条件。调适的要义不在“戒断技术”，而在重建大学生作为精神生活主体的能力与条件，需从价值引领、素养培育、场域融合与制度保障四条路径协同推进。

关键词：数智时代；大学生；精神生活；异化

生成式人工智能、算法推荐与大数据技术已深度嵌入大学生的日常。作为“数字原住民”的一代，他们的精神生活正在经历系统性重塑。技术赋能与精神隐忧并存：数智工具拓展了知识获取的边界、丰富了文化表达的形态、便利了情感联结的渠道；与此同时，异化风险也从可能走向现实，精神生活的主体性面临被侵蚀的威胁。

在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》中，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的四重规定：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，与劳动活动本身相异化，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，最终走向人与人相异化。贯穿其中的核心命题是：人通过自身活动创造的对象世界，反过来成为统治人、奴役人的异己力量。马克思写道：“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。”^[1]这一判断在数智时代获得了新的呈现形式：算法推送越“精准”，用户的主体选择空间越逼仄；信息供给越丰裕，深度思考的条件越稀薄；连接越便捷，真实的共情越稀缺。

本文不是否定技术本身，而在于揭示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“合谋”之下，大学生精神生活主体性被侵蚀的具体机制，并探索重建主体性的可能路径。

一、数智时代大学生精神生活异化的四维审视

数智时代的异化，不只是理论推演中的抽象命题，也逐步转化为一种可被日常经验所感知、被个体切身所体认的生活状态。

（一）认知维度：从主动求索到碎片感知

传统精神生活通常以主体的自觉求索为基本特征，例如完整阅读一部著作、围绕某一问题持续追问、在思辨过程中形成独立判断。这类活动需要耐心、专注以及意志的持续投入。然而，在数智时代，大学生的认知方式正经历显著变化。

    短视频平台的“15秒认知模式”已成为信息接收的主要方式之一。^[2]算法推荐以用户兴趣为依据，将内容拆解为高度适配的碎片，每一碎片均在极短时间内提供刺激与满足。此种认知模式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它并不以痛苦或匮乏的面貌出现，反而以高效、愉悦与个性化等形象呈现，使主体在不知不觉中降低了对深度与连贯性的要求。算法推荐在提供个性化体验的同时，也使得大学生“普遍倾向于通过观看高刺激性的视频来迅速获得愉悦体验”，进而导致“回到现实时感受到强烈的空虚与孤独”。^[3]

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观之，这可视为主体认知能力的一种隐性流失：主体看似在主动选择内容，实则受算法偏好建模的引导；看似在高效获取信息，实则在逐步丧失对复杂问题进行系统性思考的耐心与能力。认知碎片化并非外部力量强制施加的结果，而是在舒适体验中完成的自我调适。

（二）情感维度：从具身共情到数字疏离

精神生活的丰盈有赖于情感的深度参与。共情，即对他者处境的感同身受、对艺术作品的沉浸体验以及对共同体的情感归属，构成精神生活的重要维度。数智技术为情感表达提供了新的渠道，表情包、点赞、弹幕与短视频等构成了大学生情感交流的日常语汇。然而，交流便利性的提升与情感深度之间，可能存在一种值得警惕的反比关系。

“群体性孤独”这一概念精准地捕捉了当代大学生的情感悖论：个体在虚拟社群中获得即时的情感补偿，却在现实世界中陷入更深层次的疏离与焦虑。^[4]点赞与表情包虽能提供快速的情绪回应，却难以替代具身交往中的眼神、语调、沉默与拥抱。当情感表达被简化为标准化的数字符号，情感体验本身亦趋于浅表化。短视频平台通过算法强化情绪共鸣与心理依赖的循环效应，“愉悦性短视频”带来即时满足，“情绪化内容”则引发焦虑或比较心理，用户在此两种情绪之间被反复拉扯，却难以获得稳定的情感根基。

以马克思的论述来看，“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”，在此表现为人作为“有意识的类存在物”^[5]的情感能力被技术中介所驯化。情感不再是人与世界建立深层联结的方式，而沦为被算法预测、引导和消费的数据流。

（三）交往维度：从意义共建到圈层割裂

精神生活本质上是主体间的活动，人通过与他者的交往确证自我、拓展视域并建构意义。数智时代的交往便利性前所未有，但交往的质量却面临严峻考验。

算法推荐的信息过滤机制催生了“自反式信息茧房”^[6]：平台只向用户推荐与其既有观点相符的信息，导致信息获取的单一化和同质化。大学生在兴趣圈层中获得强烈的归属感，但这种归属感建立在“同质化”的基础之上，即圈层内部共享相似的观点、话语与审美，圈层之间的对话与理解则日益困难。“圈层割裂”不仅仅是信息分布的技术现象，更是精神交往的结构性危机：当不同圈层的大学生缺乏共同的意义参照框架，交往便退化为内部认同的仪式性确认，而非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相遇。

调查研究表明，大学生在社交媒体上互动频繁，但“讨论内容多倾向于个人感兴趣的领域，对社会热点、公共事务的关注度和参与意愿整体不高”^[7]。马克思所强调的“人同人相异化”在这里表现为一种悖论式的形态：连接越多，隔阂越深；表达越频繁，真正的对话越稀缺。

（四）价值维度：从自觉建构到算法依附

价值的自觉建构构成精神生活的核心环节。个体经由反思、选择与承诺，逐步形成自身的价值坐标，并据此为生命意义寻求安顿。这一过程离不开时间的投入、孤独的承受以及对不确定性的忍耐。然而，数智时代的价值形成环境已发生根本性变化。

算法推荐所推送的不只是内容，更是一种隐含的价值导向。每一条被推荐的视频、每一篇被排序的文章，均携带着关于何者重要、何者值得追求、何为正常生活方式的潜在暗示。当大学生的日常信息接触在相当程度上由算法中介，其“自觉建构”的空间便受到明显压缩。价值选择由此从“我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”逐渐滑向“算法为我匹配什么样的身份认同”。

更隐蔽的是，这种依附以“个性”的面貌呈现。算法推荐的内容似乎最“懂”用户，最“适合”用户，用户感受到的是被理解、被迎合的满足感，而非被操控的不适。这构成了一种“无摩擦的迎合”：价值形成的阻力，即那些不迎合、不适应、需要努力才能理解的他者与异质性经验，被技术性地消除了。而没有阻力，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成长。

二、数智时代大学生精神生活异化的生成机理

要理解异化“何以发生”，需深入技术、资本、主体与结构四重逻辑相互交织的领域。

（一）技术逻辑：算法的“温柔控制”

算法推荐的核心能力在于预测。经由对用户行为数据的持续采集与建模，算法得以日益精准地预测用户偏好，并将此种预测转化为内容推送。对用户而言，这一过程是“无感”的：无需搜索，无需主动选择，内容便“自然地”呈现于眼前。

此种“温柔”恰是问题所在。传统控制以强制、禁止与惩罚为手段，主体能够明确感知外力的存在，进而产生抵抗的意愿。算法控制则相反：它并不禁止任何内容，而是通过排序、推荐与过滤来决定“什么更值得看”；它不强迫用户接受特定观点，而是借助持续的正反馈塑造用户的偏好结构。用户在“自由选择”的体验中，实际上被引导着走向算法预设的路径。

马克思在描述异化劳动时指出，异化的残酷性不仅在于“被迫”，更在于劳动者“不是肯定自己，而是否定自己”^[8]。算法控制的“温柔”使其异化效果更为隐蔽：大学生不感到被压迫，反而感到被服务、被理解；不感到自由被限制，反而感到选择更为丰富。正是这种“无摩擦”的体验，使主体性的流失不易被察觉，反抗亦无从发生。

（二）资本逻辑：注意力经济的吞噬

算法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入地介入大学生的精神生活，其根本驱动力来自注意力经济。在平台资本的逻辑中，用户的注意力是核心资源，停留时长、互动频率与日活用户数构成衡量平台价值的核心指标。算法推荐的首要目标并非“服务用户的精神成长”，而是“最大化用户停留”。

这一目标导向带来了系统性的后果。平台的内容策略倾向于生产“高刺激性、低认知门槛”的内容，因为这类内容最能维持用户的持续注意。“AI泔水”的泛滥正是这一逻辑的极端表现：它以算法友好为生产标准，以情绪刺激为传播动力，以消耗注意力为商业目的。^[9]当精神生活的主要供给源被这种逻辑主导，精神体验便不可避免地被商品化：情感被量化为互动数据，思想被压缩为可传播的“金句”，审美被简化为视觉刺激的强度。

马克思所分析的“物化”逻辑在此获得了数字形态的体现：精神生活本身——认知的愉悦、情感的深度、交往的意义——被转化为可计量、可交易、可优化的数据指标。精神生活的“使用价值”（对主体成长的意义）让位于“交换价值”（对平台的商业价值）。

（三）主体逻辑：数字原住民的“惯习”

若将异化现象全然归因于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的合谋，则不免遮蔽了主体层面的复杂性。“数字原住民”这一范畴虽在实证层面尚存争议，但其内含的理论洞见仍具探讨价值：在数字环境中完成早期社会化的一代人，其技术使用惯性与认知倾向确乎呈现出可辨识的代际特征。

借由布迪厄的“惯习”^[10]概念加以审视，此种倾向呈现出内在的双重性。一方面，数字原住民对技术操作的高度熟稔，使其在信息获取与工具运用上展现出显著的效能优势；另一方面，长期沉浸于技术环境的使用经验，亦形塑了特定的认知预期与情感结构，对即时反馈的偏好、对持续性刺激的依赖、对“低阻力愉悦”的习以为常。当此类“惯习”与算法逻辑及资本逻辑相遇，主体所匮乏的不仅是抵抗所需的外部资源，更在于其可能将异化状态体验为“常态”乃至“适意”。

研究者指出，大学生自身“追求即时满足的快感”是算法推荐产生消极影响的内在原因之一。^[11]此一判断并非对大学生群体的道德归责，而是对其结构性主体境况的学理描述：在技术环境的长期浸润下，主体性本身经历了重新配置，其在数字环境中的导航能力愈益精熟，而在深度思考中栖居的能力则相应衰减。

（四）结构逻辑：数字化生存的加速与碎片化

更为深层的生成机制，植根于数字化生存所固有的时间结构。数智技术以“效率”之名，实质上加剧了生活节奏的提速。信息更新的速率、社交回应的期待、多任务切换的频次，共同持续压缩着个体可用于深度反思的时间资源与注意力资源。

此种加速并非均匀地作用于精神生活，而是与碎片化趋势形成结构性共谋。当时间被切割为无数“碎片”，精神生活亦随之趋于碎片化：阅读退化为刷屏，思考让位于搜索，记忆转化为收藏。哈特穆特·罗萨所揭示的“加速社会”^[12]逻辑在此呈现为一个悖论：技术声称节省时间，而节省下的时间旋即被新的信息流所填充；连接愈发便捷，而每一次连接都在损耗深度体验所必需的专注。

马克思所强调的精神生活的“类本质”特征：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^[13]，在加速与碎片化的双重压力下日益难以维持。当大学生的时间体验被算法推荐的信息流所殖民，精神生活便丧失了其最为根本的前提：不为干扰所打断的、连续的、归属于自身的时间。

三、数智时代大学生精神生活重建的调适路径

调适的关键并非“戒断技术”，此举既无可能，亦无必要。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，而在于技术与资本联合作用下主体性的结构性弱化。重建的指向在于恢复大学生作为精神生活主体的能力与条件：具备深度思考的意志与技能，拥有体验真实情感的空间与勇气，获得与异质性他者相遇的场域与机会，以及具备对算法逻辑进行反思与抵抗的素养与制度支撑。

（一）价值引领：以“有张力的引领”对抗“无摩擦的迎合”

算法推荐的“无摩擦”特征，使价值形成过程丧失了必要的阻力。真正有效的价值引领，不应效仿算法的运作逻辑，以“精准推送”的方式供给“学生想听的内容”，而应有意识地提供“有张力”的引领：即那些可能与既有认知产生摩擦、需要付出努力方能理解、在思想碰撞中才能内化的精神资源。

这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需要从“信息供给”范式转向“对话与辩驳”范式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不在于其作为“正确答案”的灌输，而在于其作为“批判武器”的启发性。当大学生运用异化理论去分析自己“刷短视频停不下来”的体验，当注意力经济的概念照亮了“为什么平台总让我看到我想看的”这一日常困惑，理论便从“需要背诵的内容”转变为“理解自身处境的工具”。这种转化本身就是主体性的恢复：大学生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收者，而成为自身经验的批判性阐释者。

（二）素养培育：从“数字技能”走向“数字主体性”

当前数字素养教育的实践取向，大多停留在操作层面的技能训练，即工具使用、信息检索与谣言辨识等外显能力。这类技能虽具有基础性价值，却难以回应算法时代所提出的结构性挑战。若将素养培育仅仅局限于“会用”与“能辨”，则容易遮蔽数字环境中更为深层的行动者问题。更有解释力的概念框架，应转向“数字主体性”的建构，即个体在数字生态中作为行动者，能够理解平台运行机制、辨识自身被引导的状态，并在必要时刻作出替代性选择的能力。

这一主体性的生成，可沿三个维度加以展开。第一，算法认知。其核心不在于掌握技术细节，而在于理解推荐系统的基本逻辑，认识到所谓“为我推荐”并非世界的自然呈现，而是偏好建模与行为预测的产物。第二，注意力管理。个体须具备对自身注意力流向的监控能力，区分哪些使用行为源于自主意图，哪些系算法引导之结果。第三，批判性沉浸。此维度并非倡导对技术的简单拒斥或使用缩减，而是强调在技术环境中保持反思性距离，即在使用中观察使用，在沉浸中保留抽离的可能。

（三）场域融合：从“虚实对立”到“虚实共生”

将数字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关系简化为“虚拟侵蚀现实”，是一种过于粗糙的判断。数字空间已成为大学生精神生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若一味强调“回到现实”，既缺乏可行性，也低估了数字空间中精神生活同样可能具有的真实性与深度。

更可行的调适方向，是“虚实共生”：在承认数字空间精神生活价值的前提下，修复现实空间中被挤压的精神生活条件。具体而言，高校可创设更多需要“具身参与”的精神生活场景，例如不经算法中介的读书会、面对面的思想对话、需要协作完成而非即时反馈的创造性活动。这些场景的意义，不在于它们比数字空间“更高级”，而在于它们提供了算法环境难以复制的体验类型：缓慢的、不确定的、需要忍受沉默与尴尬的，并因克服困难而更具深度的体验。

（四）制度保障：平台治理与教育协同

个体层面的调适无法替代制度层面的约束。算法推荐并非价值中立的纯技术装置，其设计本身即嵌入价值选择。平台治理的方向，不应局限于“内容审核”，而应指向算法逻辑的公共化：要求平台披露推荐机制的基本原理，为用户自主选择提供技术可能（如“关闭个性化推荐”的可及性），并限制“为停留时长而优化”的无约束扩张。

在教育系统内部，则需打破“心理健康教育管心理、思政教育管价值观、信息技术课管技能”的碎片化格局。数智时代的精神生活问题本质上具有综合性：算法推荐既影响认知习惯，也影响情绪状态，更影响价值形成。有效的教育回应，需要跨部门的协同设计：心理教师与思政教师共同开发针对算法时代精神困境的干预方案，信息技术课程将“算法批判”纳入教学内容，学生工作将“精神生活品质”而非“问题行为矫正”作为工作重心。

数智时代大学生精神生活的异化，不是技术的“原罪”，而是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合谋之下主体性被系统性侵蚀的结果。算法的“温柔控制”、注意力经济的吞噬、数字惯习的驯化、加速与碎片化的殖民，共同编织了一张看似“舒适”实则束缚的网。挣脱这张网，需要的不是对技术的浪漫化否定，而是对主体性的自觉重建——重建深度思考的意志，重建真实共情的能力，重建与异质性他者相遇的勇气，重建对“什么是值得过的精神生活”这一问题的追问。

参考文献：

[1][5][8][13]马克思恩格斯选集:第1卷[M].北京:人民出版社,2012:51,56,54,56.

[2][4]李悦.群体性孤独影响下青年大学生网络素养培育的三重向度[J].湖北开放职业学院学报,2025(38):41,40.

[3][7][11]陈奕含.算法推荐对大学生社会心态的消极影响及对策——基于抖音使用的实证研究[D].芜湖:安徽工程大学,2025:I,27,43.

[6]曹冬英.“自反式信息茧房”: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构筑机理与超越[J].探索与争鸣，2025(2):153-166.

[9]李玉侠,路丙辉.“AI泔水”污染青年精神生活的多元症候、发生机理与防治策略[J].昆明理工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 . 2026 (04):80-89.

[10]文军.西方社会学理论:经典传统与当代转向[M].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6:256.

[12]罗萨.加速: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[M].董璐,译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5:143.